现在开列一个名单，可以从中看出明显的时代的界限和艺术风格同个人的联系。

 

　　徐渭：1525年生--1593年卒，艺术家。

 

　　李贽：1527年生--1602年卒，哲学家。

 

　　董其昌：1555年生--1636年卒，书法家。

 

　　张瑞图：万历进士，天启大学士，附魏逆赎为民。

 

　　黄道周：1585年生--1645年卒，书法家。

 

　　王铎：1592年生--1652年卒，书法家。

 

　　倪元璐：1593年生--1644年卒，书法家。

 

　　张岱：1597年生--1689年卒，文学家。

 

　　朱之瑜：1600年生--1682年卒，思想家。

 

　　阎尔梅：1603年生--1679年卒．诗人。

 

　　傅山：1607年生--1684年卒，书法家。

 

　　吴伟业：1609年生--1671年卒，诗人。

 

　　黄宗羲：1610年生--1695年卒，历史家。

 

　　顾炎武：1613年生--1682年卒，思想家。

 

　　王夫之：1619年生--1692年卒，思想家。

 

　　金圣叹：1619年生--1661年卒．思想家。

 

　　朱耷：1626年生--1706年卒，画家。

 

　　朱彝尊：1629年生--1704年卒，经学家。

 

　　阎若璩：1636年生--1704年卒，经学家。

 

　　蒲松龄：1640年生--1715年卒，文学家。

 

　　道济：1641年生--1718年卒，画家。

 

　　从徐渭卒年(1593年)至道济(石涛)生年(1641年)，相距只有四十八年。生在当时的八十岁的人，可以先前见过徐渭，此后见过石涛。

 

　　首先说董其昌。他虽然生得略晚一些，但是他是屑于在他以前的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人。那是一个吃喝玩乐的时代．腐化堕落的对代，(金瓶梅)的时代。在政治上是严嵩、海瑞们的时代，哲学上是王守仁的时代，艺术上是唐伯虎们的时代。无论董其昌的才气多高，声名多么显赫，他比唐伯虎等人更纤弱，更柔媚，更庸俗。由于政治上和思想上极端腐朽，所以在艺术上．就连元末明初的以倪云林为代表的那种清新淡雅之中充满孤傲的风格也没有了。对于董其昌的书法，你可以说如何的好，也可以说如何的坏；说好说坏都有根据。但是在明清之际的乱世之中，只有人说坏，例如傅山．却没有人说好，至少没有一个书法家是学董其昌而成名的。然而在康熙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董其昌的字曾经大放异彩，其实这正是他不够光彩的地方。在董其昌生活的年代里，新的思想以李贽为代表，新的艺术风格以徐渭为代表，已经在下层形成。但是，董其昌不可能重视，研究并学习这些东西。徐渭只是一个普通秀才，后来是个疯子。李贽当过几天太守，后来当和尚，不拘形迹，也带点疯颠，被诬下狱，死在狱中。而董其昌却是进土，授编修，任侍讲、太常寺卿、礼部侍郎、礼部尚书，致仕而后卒。他不但青云直上，而且特别讲究享乐，也可以说是特别庸俗，并且他一点也不疯癫。他的身世和地位，不允许他重视并研究李贽的思想和徐渭的艺术。所以说他是唐伯虎阵营的最后一人。

 

　　现在我们从明亡(1644年)时刚满十八岁的人这里划一条线，即从朱耷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最黑暗、最愚昧、最落后的时代。中国落后于西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历史家们曾经做过许多努力，企图证明清兵人关和满族入主中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这是对的，那末，认识这个必然性，确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无论清朝的皇帝和官僚做过多少好事，也无法补偿愚昧落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损失。社会黑暗到极点，哲学不能谈，政治不能谈，科学技术也不能谈，朱彝尊作《经义考》，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从这里开始，知识分子钻进了故纸堆。经学、史学、文字训诂、音韵、考证之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学者。他们本身是漫无目的的，然而却给后来对中国古代史作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无可辩驳的依据。自蒲松龄之后，开始了一种仿佛是脱离政治而实际是同政治对抗的文学运动。蒲松龄之后紧接着就是洪升、孔尚任、吴敬梓和曹雪芹。这正是同政治对抗的结果。

 

　　这个时间，有所谓”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之说(见马叙伦著《读书续记》卷一)。你只要活在世上就必须投降，死后人殓时才可以换上明朝的服装。男降是梳了辫子，女不降是依然缠足。妓女穿起了旗装，唱戏的在戏台上依然是明朝的衣装。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够惨的了。绝大多数人都投降了，极少数人逃避起来。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他们是既不能投降，也无处逃避。他们就是朱耷(八大山人)和道济(石涛)。他们两位都姓朱，都是明朝的宗室后人，根本无法同清朝妥协，所以都当了和尚。朱耷自号“驴汉”，石涛自号“瞎尊者”。朱耷晚年疯颠，门上书一“哑”宇，见人不说话。石涛晚年下落不明，不知所终。他们的天才像宝石一样，发出永不磨灭的光芒；他们的性格也同宝石一样，坚硬无比。他们不仅骄傲异常，而且顽固到底。于是他们作了傅山这个时代的殿军。

 

　　我们把前面的划开，再把后面的划开，这就看清了傅山所处的这个时代，即明末清初的这百来年。现以交山义军的斗争为例。据《交山平寇始末》的记载，他们的斗争从祟桢元年开始，至康熙十年结束，共四十四年。交山军开始时，傅山二十一岁，交山军被消灭以后，傅山又活了十三年。这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时代，说得文雅些，是血与火的时代，或者直截了当给个冠冕堂皇的称谓，叫做革命时代。所有人都在饥饿和屈辱中熬煎，都受到死亡的威胁。过去说“人死如灯灭”，现在说“杀一个人如同踩死一只蚂蚁”。庭堂里晚上还是灯红酒绿，轻歌曼舞，高谈阔论，慷慨激昂，天明时已经是全家老小尸横阶前。死亡的威胁使人们认识了生命的价值，于是纷纷起而抗争。这些争抗的方式方法是否尽善尽美，很难说。所有的真理，在最初都曾经被认为是荒谬；而所有的抗争，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对古人品头论足说长道短，乃是无聊文人们的爱好。如果听从这种无聊文人们的聒噪，则永远找不到真理。在艺术上也是一样。艺术真理，也就是艺术的真谛，乃是抗争。即从死亡之中求得生存，在高压之下求得自由，于黑暗之中求得光明。书法是所有艺术中最抽象的艺术，也就是最没有内容的艺术。越是没有内容的地方，其内容越是丰富异常。这内容就是所谓性情、性灵、性格，说得确切些，就是个性。书法比古文、古诗、小说和戏曲等更明显更突出地反映着、表现着乱世的心情、乱世的个性、乱世的英雄。人们在苦恼、沮丧、悲愤、疯狂的时候，高歌当泣，远望当归，读书就是探索，怒吼权当撕杀……这一切情绪凝聚笔端，于是就出现了明清之际的连绵大草这种独特的无与伦比的书法艺术。书法艺术的内容，并不是所写的文字本身所固有的内容，至少它不限于文字本身的固有内容或含义。同一首唐诗，明人也写，清人也写，明清之际乱世之中的人也写，谁和谁也不一样。董其昌及其以前的人写的，脂粉气令人掩鼻。乾嘉以后台阁之中的大人先生们写的，腐臭味令人作呕。而明清之际那些遭逢乱世的忠臣孝子英雄烈士们写出来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那真是笔墨飞腾，气势磅薄，令人惊奇赞叹，振奋不已。这些互不相同的东西，才是书法艺术的实实在在的内容。这就是人，独特的人，独特的个性，独特的风格，独特的艺术。

 

　　从大体上说，这些独特的东西，正是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傅山就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见《霜虹龛集》卷二十五)换句话说，这只是我们的方法。我们只有认清某一个时代．才能认清某一批人。不过这依然是在共性中作文章，还没有进人个性。所以上面的话反过来说也行：我们只要真正认清了某一个时代的一批有代表性的人，同时也就认清了那个时代。比较地说，这就进入了个性，进入了对个性的认识。因为不仅是人类，所有的物种归根结底都是一些个体；只有认识了个性，才有可能从而推知共性。同一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不仅是千差万别，而且有些简直是截然相反。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不足为怪。然而，所谓有代表性的人，就是那些最优秀的人，这就像花可以代表叶，而叶却不能代表花一样。他们是一些结晶体，是精华。人们在争论问题时，往往不知不觉之间进入了未经证实的领域。例如有关拿破伦的争论，说他是时代的产物，并说只要历史出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情况，即使没有科西嘉的那个波拿巴，历史也会造就出像拿破仑一样的人来。其实，即使“像拿破仑一样的人”真的被历史造就出来，他给历史进程的影响，也不可能同拿破仑是一样的。这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在艺术上也是一样。社会情况以及历史条件自然给了艺术家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如此而已，剩下的都是个人的事情，这就是个性。所以从具体人来说，修养是极其重要的。

 

　　人是多种多样的。而具体人所处的具体环境，也是多种多样的。屈服于环境和不屈服于环境，这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就中不屈服的人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所走的道路也是各不相同的。他们敢于正视现实的污浊，敢于同污浊的现实对抗，敢于独立思考，敢于使观点服从材料，敢于坚持自己独特的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不低头，不妥协，不作眼前名利之想，也就是说，不图尽快出售。这就是那些身在山林的书法家们无比优越的地方。依仗权势的人们越是洋洋自得，藐视权势的人们则越来越多。当台阁之中的大人先生们指手划脚、高谈阔论的时候，同他们相对抗的山林体的阵营也正在壮大。山林体的书法家们的骨头硬，他们不辞艰险，不避穷愁，敢于同各种各样的权势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庸俗相对抗。对于他们来说，艺术既不是任人玩弄的婢女，不是装点门面的仆夫。他们藐视权势却拜倒在艺术面前。他们崇拜艺术，赞美天才，尊重独特的个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披着儒家的外衣。他们给儒家的仁义道德以全新的解释。甚至在他们当了和尚、当了道士之后，他们朝夕诵读的依然是儒家的经典。三百年以后，当时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人先生们早已埋没无闻，而这些山林体的书法家们却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思索这种问题，可以使我们增长学识．增长志气。傅山对于艺术的思索，正像他对哲学和历史的思索一样，不仅精深，而且独特。博山特别强调读书．而且主张把学习研究之所得变为自己的素质。他写道：

 

　　故学可作食，使克于中。圣贤之泽，润益肺腑。自然世间滋味聊复度命，何足贪婪?几本残书，勤谨收拾在腹中，作济生糇粮，真不亏人也(见《霜虹龛集·杂著》)。

 

　　不可否认，我们也是处在一个动荡的革命的时代之中。而我们的书法之所以未能突破传统的束缚，未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只能认为昼由于我们的素养太差的缘故。石涛强调“蒙养”与“生活”(见(苦瓜和尚画语录))，归根结底是主观的成分居多。这就是自身的品质，也就是个性。谁都受过苦。有的人受了苦，增长了志气，提高了品质，变成了坚强的斗士；有的人受了苦，却变成了鼠目寸光的追逐名利的市侩。博山写道：“偶论及某饥寒，眉从旁曰：‘此辈却非饥寒累了我，正是我翻累了饥寒。’”(见《霜红龛集》三十六卷)这就是觉悟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个性就是觉悟。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就是说的觉悟。从前说改造思想，现在说作人。傅山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见《霜红龛集》卷四)改造思想不可能完成，作人也很难达到终极。如果一定要先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然后再写出一种完美无缺的字，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完美无缺的东西．从来就没有过。张瑞图的为人绝非完美无缺，其字也井非完美无缺。张瑞图是附魏逆而后赎为民的。然而他却在书法上突破了旧有的藩篱。或许是因为他由大学士而赎为民这一下成全了他。虎落平阳，才看清了人生，从而也认请了艺术。人需要觉悟，需要觉醒。谈论这种问题，到了这种地方，很容易让人想起“天才”这个不可捉摸的名词。尤其在艺术上，人们往往强调“天才”，殊不知天才也是积累的结果，就像花是叶的积累一样。这里有一个突变的现象，叶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终于变成了花。这个突变，就是觉悟。任何艺术都需要觉悟，书法艺术尤其如此。